原标题：《我是刑警》：让英雄扎根大地
不管文学还是影视，刑侦题材创作向来不乏精品力作。但和近年受到观众喜爱的《扫黑风暴》《狂飙》《他是谁》等相比，由惠楷栋导演的电视剧《我是刑警》独树一帜，这主要来自作品中强烈的现实主义特征。
现实主义讲究真实性，但刑侦题材创作不管从其长久以来的叙事传统，还是从人们的接受心理来看，超现实性和传奇性才是更突出的魅力。跌宕起伏的剧情、神通广大的主人公、高超的破案手段，几乎成了此类作品的标配。人们渐渐习惯了自己生活和故事之间存在的区隔——故事是故事，现实是现实，谁也不会去相信生活中真有一个福尔摩斯。然而，在传奇性带来某种心理快慰之外，现实性的相对匮乏以及受众对这种匮乏的适应，对作品社会意义的发挥，却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利影响。《我是刑警》在保持传统刑侦题材创作的传奇性之外，最大程度地增强了作品的现实主义特征。
该剧以一场抢劫杀人案拉开序幕。这起案件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年春节前夕，犯罪分子手段异常狠辣，案件场面异常惨烈。剧情极具悬疑性和视觉冲击力，从一开始便紧紧抓住了观众的眼球。尽管后面的几桩大案，从案件本身的影响力和视觉冲击力来说也不遑多让，但从讲述故事的方式而言，其“传奇性”却在下降。如张克寒案始终是以杀手张克寒和警方双线并行的方式展开讲述的——张克寒如何抢枪、杀人、躲藏、挑衅，秦川等警察如何寻找线索、琢磨头绪、设控布防。对这些内容的呈现，导演打的是“明牌”，没有使用更多叙事手法吊人胃口。之后的清江爆炸案、东林案亦是如此。在这些案件的侦破过程中，有悬疑、有对峙，但拍摄重点却并不在此，而是聚焦调查的过程和细节。
剧中所展现出来的刑侦知识较为生僻又专业，比如每桩犯罪案件都有它的“气味”，指纹核验达到怎样的程度才能作为呈堂证供，测谎仪在什么情况下对犯罪分子是无效的……这些细节穿插在侦案叙事过程中，强有力地展现了侦案工作的艰难险阻：同僚和战友的牺牲，这是险；主人公始终紧锁的眉头和直不起来的腰，这是艰；线索初露却因各自为战而错失良机，这是难和阻。在侦破张克寒案时，需调动几百人的警力集中看录像；清江爆炸案案发后，要里三层外三层翻检爆炸现场；不管面对哪个案件，都得不断排除纷扰，适时调整方向和方案，而每一次调整最难的不是找不到线索和出路，而是说服大家一切归零，从头再来……这些细节是琐碎的、非传奇性的，而镜头对这些片段和细节的捕捉与长时间聚焦，呈现了刑侦工作对人的精力、体力、精神、意志的全方位考验。
除此之外，《我是刑警》还展现出一种时代纵深感。剧中，20世纪90年代至2016年二十年的时代变迁显现在日常细节之中，电话、手机、电脑以至服饰、住宅，有的只是在镜头里一闪而过，却不露声色地告诉了我们时间的流逝，刑侦技术也从传统摸排、指纹核对，发展到DNA检测、测谎仪等。一部爱憎分明的刑侦题材剧作不可能容纳太多的主题，但它却尽可能地贴近着现实与人们的生活。
《我是刑警》创作中面临的挑战是，要让所讲述的故事、所刻画的人物具有说服力。而说服力要依靠这两条途径：一是所讲述的故事要符合生活本身的逻辑，二是对人物的塑造要自然。前者已无须赘言，至于后者，该剧可圈可点处亦颇多。比如秦川这个英雄人物身上没有太多复杂性，但他却并不单薄。他的性格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生活中慢慢塑形的；他对主流价值的“阐发”，都是由行动而非言语发出的，是在他经受了足够多的艰难险阻、纠结、疲惫和内心挣扎之后才终于发出的，如此，这观念的“阐发”润物无声，更能打动人心。
近年来，刑侦题材成为热门。《我是刑警》之所以能从众多刑侦题材作品中脱颖而出，关键原因在于其返璞归真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这种现实主义风格扎根生活，将传奇还原为日常，让英雄扎根于大地。（作者：李勇，系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南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08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