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讯 2025年3月2日，电影《潮》在萧山举办首映礼，导演万波非常忐忑，自己的长片首作第一次正式面向观众，接受大众的检验。更特殊的是，台下满满当当地坐着一排特殊的老人——萧山围垦的亲历者。
拍摄一部历史题材的作品，创作者如同在刀尖上跳舞。所以少见的会有作者型的导演会将历史题材作为自己的长片首作，一般情况下，作者型的导演通常会从以自我的生命经验成为作品的核心维度，首次亮相更要凸显自己的风格标签。
万波是一位典型的作者，本科毕业于中国美院摄影系，从他的平面摄影作品便可见他独特的作者标识。家附近被污水垃圾填满的小河，在他的镜头下被放大重构，有了传统山水画的质感，原本的死水一潭仿佛流动起来。
万波另一个身份，是浙江传媒学院的老师。21级导演系的学生何家煊还清楚地记得，大一时上万波老师的《摄影技术基础》，那是一堂好几个班合上的大课，台下乌泱泱地坐着七八十个人。老师正在PPT上展示一张图片，让大家猜拍的是什么，有人说是闪电，也有人说像一条大裂谷。
后来万波揭晓了答案，那只是他拍的下水道的一个裂缝，这张照片在展览上被观看者赋予各种各样的内涵。
在万波的课上，何家煊理解了什么是所谓“摄影眼”，“他平时的语气不会那么的高昂和外放，但是能感受到到他是非常有创作激情的人。”
万波摄影组图《死海不死》之一
1 题材的重量
如果说万波的专业使他有对细微之物的敏锐观察，那么，《潮》的创作则将他抛向了另一个极端。
2019年3月，出品人金光炎找到他，想要拍摄一部以萧山围垦为题材的影视作品。
金光炎是萧山人，家住凶险的钱塘江美女坝段边，童年时耳濡目染大潮给周边人民带来的灾难。70年代，初中的一个寒假，他还参与了萧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围垦。年纪尚小的他挑不动泥土，便被安排负责给大人们蒸饭。
但他依然清晰地记得滩涂的景象——泥泞不堪，寒潮裹挟着冻土，使地面结上一层冰，穿着鞋根本无法行走。大人们只能赤脚踩进冰冷的泥浆里，一步步吃力地将河底深达10米的泥土挑起，堆至高10米的大坝上。30米的高度落差，让站在坝顶俯瞰的人不禁生出一股寒意。
为了防止潮水侵袭，供围垦人们休息的临时草棚建在两三公里之外。夜晚，寒冷和湿气一起袭来，人们在地上铺的简易床铺上，胳膊挤着胳膊，既是因为空间不足，人们也借此相互取暖。
萧山县大规模围垦，始于1965年10月，终于2007年12月，前后历时42年，共组织发起围垦33期，围得土地54.61万亩。金光炎记忆中的那一次，参与人数高达30万人。如今杭州繁华的钱江世纪城，就屹立在这片垦地上。
电影《潮》剧照
但围垦的历史远不止这42年，在大规模围垦之前，萧山世世代代的江边人就一直与潮水做着不懈的斗争，“一年三坍江，满眼白茫茫。人似沙头鸟，漂泊居无常。”潮水无情地支配着江边人的住所、收成甚至是生命。
长大后离开家乡，金光炎铭记着这份艰苦，努力闯荡，创办建筑公司，回忆起父辈的艰难，他依旧久久不能平息，同时也表示了深深的担忧，父辈们在饭桌上口口相传的围垦精神，到了年轻一代，似乎失去了它的传播环境。“我认为像我这类人，不把艰苦拼搏的围垦精神去传承的话，会被下一代的人所遗忘”。
如果以年轻人喜欢的影像的形式，这段厚重的历史能否被更好地传播，被更多的人知晓？带着这样初衷和对萧山人的情怀，他尝试跨界——出品一部电影。
2 认知的裂缝
万波16岁到杭州求学，毕业后又留在杭州任教，对这座城市有近20年的感情。他初到浙江时，心中就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甚至有些年，我宁愿放弃去北京的机会，也不愿离开杭州”。
他收到这份邀请时，首先是有些惊讶。那时他尚不知「围垦」这个陌生名词，像潮水退去后裸露的滩涂，突然撞进他认知的裂缝里。
“我来到杭州的时候，城市已经发展得很现代化，我没法想象那个时候的杭州原来是这样子。”对于能否讲好这个故事，他有些难以把握，“我的第一反应是，题材过于宏大，可能很难实现，尤其在处理主旋律题材时，会担心会陷入口号化的局面。”
导演万波在《潮》片场
即便是电影学院的老师，拍片的机会也来之不易。万波反复思考，一边和编剧卢乙莹开始接触围垦的史料，一边向自己的老师、前辈请求建议。
其中，担任艺术指导的万玛才旦导演给了万波很大的信心，他说，“不要因为题材而陷入焦灼，而是要想怎么样才能把它拍好”。起初的剧本，万波更想强化艺术性，却被万玛导演指出，片子应该更加类型化，冲突感强一点。这让万波有些意外，以独特的作者性见长的万玛导演，竟然让自己做更类型化的尝试。
在为影片做调研的时候，万波询问了很多浙江本地的学生，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段历史。他逐渐懂得万玛导演的深意，回到出品人的初衷，这部片子最大的意义便是让更多人看到这段历史，愿意走近这段历史。
接下来要思考的便是，如何才能拉近当下的观众与这段历史的距离。离开了萧山，离开了杭州，还会有人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吗？甚至一开始，万波就跟出品方表示，要做好准备，项目的成本不大可能收回。但出品方依旧表示支持，大家一致同意一定要做成这件事。
3 围垦史诗
剧本创作过程中，编剧卢乙莹始终与导演紧密合作，史料的搜集工作贯穿整个创作过程，甚至在拍摄期间仍在持续优化与调整。
资料来源主要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是官方资料，编剧查阅了萧山地方政府及相关历史档案馆、图书馆所收藏的《萧山围垦志》，这些珍贵的文献帮助主创团队深入了解围垦事件的历史背景及技术发展脉络。
与此同时，主创团队多次前往萧山实地调研，倾听当地老人讲述他们亲历的围垦岁月。其中，一位长期致力于围垦口述史整理的老人，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使编剧得以勾勒出更具群像感的人物图谱。
此外，卢乙莹还主动搜集各类民俗小册子，在破旧泛黄的书页中，她意外发现了一首古老的民谣。这段质朴而富有诗意的歌词最终被融入影片，使历史的记忆在影像中得以延续。
起初，她想把自己了解到的这段历史中最感人的部分都写进故事，“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认为这个片子不是为了照搬历史，而是应该具备一种史诗色彩。”
在调研过程中，最打动卢乙莹的一幕，是在一个简单的会议室里，几位年近百岁的围垦老人，精神依然非常矍铄，兴致勃勃地讨论当年的经历。与卢乙莹想象中不同的是，他们很少提及当年的困难，而是更多地流露着自豪与满足。尽管生活艰难，他们依然感到骄傲，因为他们参与了改变家乡命运的事业。
这帮助她转换了思路，曾经一度想要挖掘苦难，寻找典型人物。但“围垦精神”真正伟大的，或许是他们将这种困难仅仅视作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这是一种朴素的英雄主义，让漫长、艰苦的围垦岁月就像春天翻地，埋着对未来和家园希望的种子。
电影《潮》剧照
这也是对万波修改剧本过程中困惑的解答，围垦从来不是一个突发性的事件，而是几代人周而复始的劳作，该怎么在影片中凝练出“围垦精神”？在有一天查阅历史资料时，他突然感觉到，想让当代人理解“围垦精神”，重点不在于刻画围垦取得的成就有多辉煌，而在于学习如何面对失败的永恒课题。
54.61万亩的背后，有着更多没有记录的、被冲走的土地。潮水反复吞食土地，人们也在反复咀嚼着失败的痛苦，每一次失败都可能让昨日的努力化为乌有，明天醒来不一定是新的一天，也有可能是重复不休的劳动。从更小的时间单位看，这样的坚持近乎让人绝望。
于是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了三次围垦失败。最后一次合龙，即使前面铺垫了大量的情节，让观众不得不相信故事将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时，由旁白平淡地宣告了又一次的失败。就像真实的生活永远没有那么多高潮，对于沙地人来说，失败不是戏剧转折点，而是如同呼吸般的日常。
4 走出象牙塔
另一个让万波坚定要把这件事做成的原因，是他想要带师生共创的想法。
刘智海导演曾经带领中国美院的师生拍摄了电影《云霄之上》，荣获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以及“最佳摄影”三项大奖。这部只有300万的成本的战争片，离不开30位美院老师和35位在读学生的支持。万波也曾参与其中帮助拍摄，他深受这种创作模式的启发。
组建《潮》的制作班底时，从导演、编剧、摄影、美术到制片、剪辑、调色等，每个岗位几乎都由浙传的老师或学生来担任，整个团队大约有200人，其中师生占了一半。
当提出这样的想法时，万波受到了很多同事和朋友的质疑，主创团队中，很多老师包括他自己都是第一次拍摄长片，更不用提学生。“你相信我，你这个事情肯定做不好的，”一位学校里的前辈以过来人的口吻劝阻他，对方认为，这样一部难度颇高的电影应该交给更具经验的团队。
万波只是回答，“我觉得我能做好。”至于这份信心从何而来，他也说不清楚。
电影《潮》开机仪式
《潮》的执行导演王凯旋是浙传14级电影制作专业的学生，第一次接到万波的邀请时，她感到非常突然。回忆起自己的校园时光，她说自己并不是一个活跃于校园事物中的人，更多的时间，她喜欢自己待在宿舍里，看电影，读书和写作。
但她也浸润在校园自由轻松的创作氛围中，整个人变得更加开阔，“我是电影学院电影制作班的第二届，相当于我们是老三届，在这样一个新生的学院，大家都会有一点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王凯旋上学时是文艺片爱好者，毕业之后也在大型的商业片剧组历练过，“老师们对于学生们一直都是持一个开放的心态，不论你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不管是以后想拍商业片还是想拍文艺片，还是说你有更加实验的先锋的想法，他们都是非常鼓励的。”
学生们会亲切地称呼有些老师为“爸爸”“妈妈”，而万波“波哥”的称呼也一直被延用到现在。
王凯旋想起上学时万波常常带学生们出去活动，“大部分时候我都是那个赶不上这种聚会的人，”谈到这里，她有一丝遗憾。所以这次受到邀请，她感到意外的同时又有些惊喜，她知道，老师其实一直默默关注着她在行业内的成长。
17级电影摄影制作系的周禹帆至今还记得开学第一天的情景。那时，初到南方的他尚未适应杭州的湿热气候，而站在讲台上的年轻人，身着一件简单的衬衫，让他误以为是学长。直到对方开口自我介绍——他才意识到，原来是他们的班主任。
周禹帆在《潮》片场
从中学时代便对摄影充满热爱的周禹帆，很快被这位年轻的老师吸引。作为万波带班的第一届学生，同时身为班长，他与这位亦师亦友的导师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在鼓励实践的学校氛围中，他从大一开始便积极参与学院提供的各类实践项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大四，他依然坚定地走在摄影创作的道路上，并凭借毕设短片获得学院最佳摄影奖。毕业后，万波老师依然会找他拍片。于是，当《潮》进入筹备阶段，周禹帆顺利地成为了影片的摄影掌机之一，延续着这段从课堂到片场的师徒情谊。
同样是17级的凌利则是接到了王凯旋学姐的邀请，担任导演助理。王凯旋说自己接下这个项目，是出于一种对学校“报恩”的心态。而对凌利来说，他的成长也离不开学长学姐的关照。在拉他入组时，王凯旋特意提前打了“预防针”，耐心地向他介绍拍摄环境的艰苦——可能会面临恶劣天气、高强度工作、复杂的协调任务。但当凌利得知主创团队中有许多都是浙传的师生，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便一口答应了。
5 建造象牙塔
凌利第一天进组，跟着导演去海宁勘景。车开过一片人迹罕至的河滩，白鹭掠过芦苇荡，细砂在阳光下泛着银光。如果不是拍《潮》，他想应该很难有机会亲近这样的美景。
《潮》采用全实景拍摄，包括要在真实的滩涂中筑起一座堤坝。美术指导田智元向万波建议，传统的操作方法都是在摄影棚里搭建，但万波坚持采用实景搭建。剧组无法依靠人力去完成这样的工程，于是动用机械设备，比如挖土机和钢板，来加固堤坝，整个堤坝搭建过程大约花了半个月，计划也从原先的100米调整到50米，而现实中的围垦通常都是以公里的单位去修建堤坝。
在江边拍摄，每天都要与潮水抢时间。有一次，摄影组在江边拍摄春婵放花灯的侧面镜头，一条镜头的时间，潮水就从工作人员的小腿涨到腰部，马上就要淹到摄影机的云台，工作人员时刻准备等导演喊“咔”，撤走机器。每拍一条，就要往岸上退四五米。
周禹帆进剧组拍摄的磨合期非常短，摄影指导是他大学时教照明的张兴老师，其他导演组和摄影组的主力也大都是昔日的同窗。唯一需要额外花时间适应的，是那些每隔几天就会轮换的新助理们，大多是学弟学妹，刚踏入片场，对工作流程尚不熟悉。周禹帆会在他们加入的第一天交代给他们工作的注意事项，细致到怎么戴耳机，什么时候不能说话，空闲时该做什么准备，这些都是他长期积累的片场经验。
这种默契不仅存在于摄影组，在导演组同样如此。王凯旋进入剧组的第二天，便已掌握了片场的节奏，甚至能准确估算出每天的收工时间。她将这种默契归结于相互的信任——作为执行层，她完全信任导演的美学判断，而导演也同样相信她在执行层面的专业能力。正是这份双向的信赖，让团队的协作变得流畅而高效。
在片场，王凯旋总是容易精神紧张。有一场戏，拍到一半就涨潮了，她与导演组讨论是否要临时修改拍摄计划，先拍涨潮的内容，还是等到潮水退去。她想着，首先要确保安全，其次要赶快推进工作。
她喜欢称呼导演组的学弟们为“小朋友”，她也总是那个扛起责任，像保护“小朋友”们一样冲在前面的人。她穿上雨裤，向潮水走去，完全忘却了将自己置于怎样的危险之中，导演在三方一直喊着“危险！回来！”，回过神来，她看到潮水已经没过了腰身，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她的“小朋友们”都担心着她的安全。
王凯旋在片场客串群演
拍摄《潮》的时候，王凯旋正处在人生比较糟糕的周期。“这个项目对我来说，甚至可以理解为是一根救命稻草，它让我可以短暂地从我的个人事物里面抽离出来。”
脱离了危险，静静等待潮水退去的空隙，她感受着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相互信任和托举。这是从未有过的剧组体验。
万波深知行业中存在着许多等级制度和不必要的恶习，他不喜欢那种严苛的剧组氛围，“我始终认为，拍摄现场的氛围应该是愉悦的，即便工作辛苦，心情也要保持轻松。”
《潮》的拍摄环境极为艰苦，剧组成员每天日晒雨淋，浸泡在淤泥和江水里，还要忍受造浪机带来的强风和湿冷。回到酒店后，光是冲洗干净身上的泥沙就要花上很长时间。但即便如此，大家乐于投入其中，愿意主动承担一些分外的工作，跨组的互相帮忙是剧组里的常态。
凌利记得，一天下午准备拍一场围炉取暖的戏。中午放饭前，木屋里就点起了火。吃饭休息时间，他留在屋内，想提前设计群演的调度，希望能节省时间，等演员们吃完回来就能直接开拍。由于待得太久，屋内通风不畅，导致自己一氧化碳中毒，那是他唯一一次跟剧组请假。回过头来，他觉得自己有些莽撞，但当时只是一心想把工作做得更好。
凌利在照顾片中的小狗“馒头”
纯粹，是很多人对剧组氛围的感受。《潮》的拍摄就像一次夏令营，周禹帆常常在回到酒店时，恍惚间以为自己回到了大学宿舍。每天早晨，从酒店出发时，不再是场务冷漠、不耐烦地递来一份早餐，而是并肩作战的同学的相视一笑，就这样轻松自然地迎接新一天的挑战。
6 土地的记忆
杀青的那一天，经历了前一天的重场戏，最后一天的戏份很轻松，镜头里的老金刮掉胡子，定格在了年轻的样子，大家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那时阳光很好，江水也很平静，分别的情绪尚未彻底弥漫。
“一切都风平浪静了，确实非常的不适应，”凌利和马上就要去横店拍短剧的学弟告别，学弟有一丝不情愿，回归现实的感受才变得强烈起来。
和所有易碎的乌托邦的梦一样，《潮》的拍摄氛围是多方共同营造的，很难复刻。但好在有这段共同的经历，给很多人的成长画上了一个闭环。
上影节《潮》首映，这群人又聚在一起，老同学提醒万波，他本科毕设的摄影作品拍的也是钱塘江。
周禹帆回忆着在杭州下沙的求学时光，下沙临近萧山，也曾是由冲积土形成的平原。“他们的历史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奠定了基础，而我们通过这部电影在讲述他们的故事。”
王凯旋很难以绝对客观的角度来评价这部片子，作为深度参与者，每个镜头都勾连着拍摄时的经历与心境。她觉得，他们在片场那些尝试和探索，与“围垦精神”有某种相似性，“我们并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也无法预测最终结果，但我们愿意去尝试，去突破。”
那次调研结束后，卢乙莹回到自己家里，站在高楼上俯视脚下的土地，她突然意识到，“今天我所站的位置，正是当年那些农民辛勤围垦的成果。那种对这片土地的认同感，突然变得非常强烈。”
潮水起落，人们终将走出象牙塔，各自奔向远方。但回望那片江水与土地，记忆被柔软地折叠，某些瞬间，依然澎湃如昨，在心底轻轻拍岸。